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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射，连发不绝，密如骤雨。金军稍却，吴筁又出奇兵邀击，并截断金军粮道，又在金军撤退必经道路上设置伏军。金军至，伏兵出击，金军大乱。吴筁又挥军夜袭，金军不支，乃溃退而去。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衅未尝如此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八）。吴筁指挥的这次防御作战，深得兵法之精髓。兵法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宋军凭险关要隘顽强拒守，将正面抵御与侧翼邀击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杀伤敌有生力量，保卫战略要地不致沦陷的意图。（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十五讲》　作者：张岂之）

作品相关　日本古代战争常识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2　本章字数：2293

一、防具：日本所发现的上古时代之防具，称为挂甲，形制简单朴素。大化改新以后，铠式向中国学习，但因为岛国资源不足，故多用竹制，防护能力有限，从平安后期开始，华丽的大铠开始出现。进入幕府时代，武器日益精良、战争日益频繁，华而不实的大铠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了，轻便的腹卷和胴丸遂逐渐从足轻装备上升为各阶层防具的主流。室町和战国后期，南蛮（欧式）武具的传入，使胴丸进一步坚固化、严密化，也更华丽化，产生了能够凸显大将威仪的各式具胴。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具胴又演化为当世具足，再度因为火器的输入和使用，而落后于真正的战斗需要。　　　　当世具足

二、盔式：日本古代的头盔，模仿中国，称之为胄或兜，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胄的主体、眉庇（额前象帽舌的部件）、吹返（类似护耳的部件）、しころ（日造汉字，左革右每，即护项）、面当或颊当（遮蔽面部或面颊的部件）、喉轮（保护咽喉的部件），以及其它装饰性附件。多样的胄式（星胄、头形胄、桃形胄、唐冠胄、一之谷胄、乌帽子形兜、日根野兜……等，不下数百款）和千变万化的饰物，使日本古代的盔式非常华丽美观，富威吓性和观赏性。最早出现在胄前的装饰物称为鍬形（大铠时代），后来胄的各个位置都可附加装饰物，在前者称为前立（如半月前立、三日月前立）、在左右者称为肋立（如天冲肋立、鹿角肋立）、在上者称为顶立、在后者称为后立，还可以整个头盔均覆盖牦牛尾，称为熊蓑。

三、武器：日本古代的主战武器，主要分为刀、枪、薙刀、弓箭和砲五种。日本刀的锋利是世所罕见的，一般武士均腰配双刀，即长的太刀和短的腰刀（肋差），此外，还有一种长短介乎两者之间、形制更接近太刀的打刀。枪又名鑓，形制多样，如菊地枪、十文字枪、毗沙门枪、素鑓、泽泻枪……等等，是合战的主兵器。薙刀多为僧侣使用，有点类似于我国的长柄大刀，但刀身很窄。日本人长时间使用长臂弓，射击的精度低、距离近，而且并未推广用弩；箭主要分为征矢和镝矢（响箭）两类。砲应写作铁砲，即古老的火绳铳，从战国后期开始传入日本。

四、标识物：日本古代战斗时的标识物，除各国普遍存在的军旗外，还有指物和马印。军旗最早出现于源平合战，源氏白旗、平氏赤旗，用以标识敌我双方。后世多把家徽作为军旗，但也有例外，如武田信玄的“孙子四如真言之旗”和上杉谦信的“毗字旗”等。指物是指武将背上的靠旗，一般为单面，呈方形、1：2或1：4长方形，书写姓名或绘制家徽；另外，也有部分特殊编列的武士会佩戴特殊的指物（有可能两面或多面），如武田信玄的使番（传令兵）所背负的红底白蜈蚣靠旗。马印是大将位置的标记，最有名的，就是丰臣秀吉的千升瓢箪（葫芦）马印和德川家康的折扇形马印。

五、道具：首先是钟鼓之类的战斗信号。日本古代作冲锋号使用的，是法螺贝（所谓大吹法螺是也），另外钟的形制类似于锣，鼓全称是“背负太鼓”，一人背负，一人敲响。军配和采配恐怕是日本独有的道具了。军配全名为“军配团扇”，是用皮或薄铁制成的团扇，最早上画带有金刚界大日如来种子梵文的圆阵、十二天支地支、二十八星宿等图像，是军师用来推算吉凶方位的工具，后来演变为大将所持，而且似乎除了扇凉别无特殊用途。采配是木柄，柄头密缀纸条或布条，挥动时可互相摩擦发出响声，一般物头以上才可使用指挥战斗。

六、枪：镰仓和室町时代，日本的主战武器是刀和弓箭，而到了战国时代，则转变为枪、弓箭和铁砲。弓箭和铁砲作为远程攻击武器，当然只是起辅助作用，长枪在战争用武器中居于首要位置，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何在呢？随着制铠技术的提高和铠甲的轻量化，大量下级家臣也可以穿戴铠甲，对此，刀的杀伤力无法跟上时代的需要了，而一点突刺、洞穿敌铠的长枪，其优势大大强化。枪又名鑓，一般作战时，均把长枪队列排在阵前，作为防范敌军突袭的重要措施；而手挺长枪对战马突刺，使得足轻也能够与起码骑马武士一较短长了。枪的种类很多，如笹穗、菊地、沢泻、千鸟形、十文字等等。

七、仪式：古人相信，战争的成败系乎天运，因此在出阵前要举行一系列仪式，以向上天祈祷成功。最重要的，是“三献的仪式”，即大将上阵前食用打鲍、胜栗、昆布三种食物，在进食的时候，让儿童歌唱此三品的名字，取其谐音，为：“打って，勝って，喜ぶ”。此外，在大将出馆的时候，要在馆门前的地上放置包丁（一种菜刀），大将踏过包丁，以示“将踏刃而前”。最后，在出阵前，家臣们还会开连歌会祈祷胜利。

八、军师：军师，又称为军者、军监、军配者，其主要作用不是出谋划策，而是从精神或宗教的侧面来辅助战争的进程。战胜祈愿、加持、祈祷、易卜、占筮术，等等，都是军师份内的工作。在此以外，军师才需要熟读《六韬》、《三略》、《易经》等书，以备大将参考。军师有时候还参与军评定，并就出阵的仪式、凯旋的仪式、检视首级的仪式等接受咨询。

九、铁砲：铁砲于天文十二年传入日本以后，很快就在战争中普及开来。当时的铁砲，又称为火绳铳，发射手续非常繁复。首先，从铳口灌入少量火药（当时盛装火药的药瓶，其瓶盖大小是有固定标准的，一盖火药，正好足够一次发射的量），放置一枚子弹，然后用さく杖（さく写作左木右朔）舂实。打开铳身上火皿的火盖，倒入少量火药引火用，然后关上火盖，吹燃火绳，插在火ばさみ上，接近火皿。最后利用枪管正上方的目あて，用三点一线原理瞄准敌人，勾动引き金（扳机），即可发射子弹，杀伤敌方。一发过后，必须清理枪管，除去残余火药。包括清筒、装药、填弹、装火药入火皿等一连串手续，据说经过训练的士兵在二十五秒内便可完成。

作品相关　吴越争霸战争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2　本章字数：2457

春秋末期，东南地区的新兴强国吴、越为扩张势力，逐鹿中原而进行的争霸战争。

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侵越时所获战俘剌死吴王余祭。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吴大举攻楚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又曾攻越，占领檇李（今浙江嘉兴南。十五年，吴军主力在楚都郢时，越乘机侵入吴境，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吴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解除其后方威胁；越欲北进中原，更必先服吴才有可能，因而引起延续二十余年的吴越战争。吴、越地处江南水乡，“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记地传》），双方多为水上作战。此时作为水军的“舟师”已成为新的兵种，能独立完成战略、战役任务。吴、越水军有楼船（指挥船）、大翼、中翼、小翼三种主要战舰船及突冒（船首装有冲角）、桥船（轻快战船）等战船。主要战船大翼船长20米，宽2．7米，载乘“战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连同船长“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315引《伍子胥水战兵法》）。水战基本方式是先用弩射，再进行接舷战斗，最后登船格斗，有时亦用突冒撞击敌船。

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越，双方主力战于檇李。越以死罪刑徒阵前自刎，乘吴军注意力分散之机发动猛攻，大败吴军。阖闾负伤身死，夫差继位为王。二十六年，越以水军攻吴，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越军战败，主力被歼。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率余部5000人被围于会稽山上。勾践请降，吴大臣伍员建议勿许，认为“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夫差因急于北上中原争霸，未采纳伍子胥建议，以越王质吴为条件，许降撤兵（参见《夫椒之战》条）。勾践夫妇为吴王“驾车养马”，执役三年，赢得夫差信任，获释回国。勾践为兴越灭吴，“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其在谋臣文种、范蠡辅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在内政上实行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巩固团结，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上，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以提高战斗力。当时弩已用于作战。战车、战船均“顿于兵弩”，战斗胜败关键又取决于最后之冲锋。勾践聘请精于弓弩射法的陈音教授用弩技术，包括瞄准、连续发射及掌握弩力与箭重最佳比例（拉力一石，箭重一两）等方法，使“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聘请善于“剑戟之术”的越女教授“手战”格斗技术，使军士“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地民风是“悦兵敢死”，惯于各自为战。为此，勾践反对“匹夫之勇”，强调纪律性，要求作战单位在统一号令下统一战斗行动，以发挥整体作战能力。规定服从指挥者有赏，违犯者“身斩，妻子鬻”。在外交上，针对“吴王兵加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情况，采用“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方针（《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厚事于吴，即效法周文王对商纣王“文伐”之谋略，以非战争手段瓦解、削弱敌人。主要措施有，佯示忠诚，使吴王放松对越戒备，放手北上中原争霸，纵其所欲，助长吴王爱好宫室、女色之欲望，使其大兴土木，耗费国力；并行贿用间，扩大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破坏其团结。施行十年，使得越“荒无遗土，百姓亲附”，国力复兴。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

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后，即积极作北进准备。伍员再次建议“定越而后图齐”，认为越是“腹心之病”，而“齐鲁诸侯不过疥癣”之疾。吴王仍未采纳。三十一年（前489年），吴先攻陈（今河南淮阳）．以解除其北进时来自侧翼的威胁。三十三年，吴攻鲁，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吴为建立北进战略基地及打通北进军事运输交通线，于三十四年在长江北岸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邗城（今江苏扬州），开凿了由今扬州经射阳湖至淮安之邗沟，沟通江、淮水域，并进而与泗、沂、济水联结。三十五年，吴率鲁、邾、郯等国联军由陆上攻齐；派大夫徐承率水军由长江入海，向山东半岛迂回，攻齐侧后。吴水军海上作战失利，陆上联军遂退回（参见吴鲁邾郯攻齐之战）。三十六年，吴再次攻齐，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全歼齐军精锐（参见艾陵之战）。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率吴军主力进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及中原诸侯会盟，“欲霸中国”。此时吴之霸业达于顶点。

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其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泓水歼灭迎战之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南归，恐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及远程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派人请和。勾践亦以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无把握的决战，遂与吴订和约后撤军。四十二年，吴国发生灾荒。越乘机发动进攻，与迎战吴军在笠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隔江相峙。越军利用夜暗，以两翼佯渡诱使吴军分兵，然后集中精锐，实施敌前潜渡、中间突破，并连续进攻，扩大战果，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河川进攻的成功战例（参见笠泽之战）。笠泽之战后，吴、越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越已占有绝对优势。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再度攻吴。吴军无力迎战，据都城防守。越于吴都西南郊筑城，谋长期围困。吴数次遣使请和，均遭越拒绝。三年，城破，夫差自杀，吴亡（参见《越灭吴之战》条）。勾践率军“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封勾践为伯。“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终于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任霸主。

点评：此战，吴王夫差不听伍员之言，养虎为患，终遭灭国。而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并听取谋臣文种、范蠡之言，主要靠谋略制胜；亲齐、结晋、联楚的外交策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春秋末期的战争，已发展为智战。当时人即认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记楚将申包胥言）战争中还出现了早期入海远航作战及河川进攻等新的作战方法。

作品相关　日本历史教科书越改越黑（转载）

更新时间：2007…11…13　7：27：12　本章字数：2543

随着日本2005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被曝光，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丑恶行径，再次成为中韩朝等邻国高度关注并强烈批判的对象。

继2001年版新历史教科书被放行之后，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将再次公布由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提交审定的新历史教科书的评审结果。

肆无忌惮篡改历史

据媒体披露，新版历史教科书较之前版更加恶劣。不仅完全删除了日本侵略的史实，还处处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

新版历史教科书强调，日本参与的历次战争都是由对方的挑衅和攻击引起的，属于“忍无可忍”的防卫举动：关于“甲午战争”的起因，教科书称是由于清朝政府不断挤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日本不得不快速扩张军备，同清朝海军进行了决战；对于“九一八事变”，教科书大肆渲染中国当时“不断激化的反日运动”，称“破坏满洲铁路和迫害日本儿童的事件频发”，关东军为了保护日本国民的安全才发动了这次事变；教科书还宣扬，由于日本对满洲的占领，才使当地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大量引进日本的重工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关于“七七事变”，教科书将其起因说成是“中国军队不断向日军开炮”；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则被描述为“两个日本官兵在上海被射杀，导致日中间的冲突扩大了”；对于南京大屠杀，前一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正文里还用“南京事件”的字眼有所提及，这次在正文里则完全消失了，只在边注上用小字写道：“后来的远东审判认定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民众（南京事件），但这个事件在资料上的疑点很多，存在许多不同见解，至今仍在持续争论中。”此外，中国人永远铭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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