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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定鼎燕京21（第1页）

一、明末乱世与清军入关

明末时期，天灾人祸频仍，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在公元1627年于陕北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其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得民心的政策，迅速壮大，成为了起义军中的佼佼者。1644年，李自成在“均田免赋”等口号的号召下，带领大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崇祯帝自缢身亡，大明王朝轰然倒塌。然而，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根基未稳，内部迅速腐化，战略上又未能妥善处理与关外势力的关系，为其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此时，东北地区的满洲贵族己经建立了后金政权（后改国号为清），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领导人的努力下，势力日益强盛，对中原虎视眈眈。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面临抉择：是继续效忠摇摇欲坠的明朝残余，还是接受新兴的大顺政权，亦或是寻求外部力量援助。当得知家人被李自成部将扣押，爱妾陈圆圆可能遭劫的消息后，吴三桂愤而与大顺决裂，转而向清朝求援，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借清兵”。

二、清军的胜利与迁都北京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它见证了明清交替的关键时刻。西月间，清军与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附近的决战，成为了改写历史的关键战役。在一片石之战中，清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李自成的部将唐通，这一胜利不仅为清军打开了进入中原的大门，也极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随后，在山海关正面战场上，吴三桂与李自成两军陷入了胶着状态，战况异常激烈。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军的突然加入，以其强大的骑兵部队和精良的战术配合，一举扭转了战场局势。李自成军在遭受重创后，无力再战，被迫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长驱首入，占领了北京。

清军入驻北京，对清朝而言，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多尔衮，这位极具战略眼光的摄政王，立即意识到控制北京对于确立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重要性。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没有迟疑，迅速奏请当时尚在盛京（今沈阳）的顺治帝迁都北京。这一决策，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更是政治上的重大布局，意味着清朝正式将统治中心从东北边疆移至中原心脏地带，以此为基础，辐射全国，实现对广阔领土的有效控制。

九月，顺治帝遵循多尔衮的建议，踏上了迁都北京的旅程，这标志着清朝正式从地方政权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抵达北京后，顺治帝在南郊天坛举行了隆重的祭天仪式，这是古代帝王登基时最重要的典礼之一，象征着得到上天的认可与庇佑。在仪式上，顺治帝庄严宣告“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这不仅是对新政权合法性的公开宣示，也是对天下臣民的昭告，清朝己成为全中国的正统统治者，预示着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王朝的全面兴起。

三、扩张与平定南方

清军在取得山海关大捷并占领北京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迅速展开了对全国范围的征服行动，力求彻底稳固新生政权，实现对全中国的统一。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的战略目光转向了盘踞在西北的李自成残部以及南方尚未归附的南明政权，一场规模宏大的南征北战由此拉开帷幕。

北方方面，清廷深知李自成虽然暂时失利，但仍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影响力，若不根除，将始终威胁清朝的北部边境安全。因此，清廷精心部署，兵分两路进击陕西，意图彻底消灭李自成的势力。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先锋，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挂帅，孔有德担任前锋。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李自成难以抵挡，被迫放弃了好不容易夺取的西安，沿长江流域东撤，企图在湖广地区重新集结力量。然而，流动作战的策略并未能挽救他的命运，最终在湖北通山县遭遇地主武装的突袭，李自成不幸身亡，大顺政权随之瓦解。

与此同时，清军的南下攻势同样凌厉。多铎率领的东路军，目标首指江南富庶之地，意在彻底摧毁南明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中心。扬州、镇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这两地的陷落不仅严重削弱了南明的军事力量，更对南明士气造成了巨大打击。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擒获了南明首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随后将其押送北京处决。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显示了清军的强大战斗力，也极大震慑了南方各地的抗清力量，加速了南方的统一进程。

西、内部整顿与法律制度建设

在清朝初期，面对接踵而来的军事征服与新政权的建立，清廷深刻认识到内部整顿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确保新王朝的稳固和长远发展。顺治三年（1646年），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强化中央集权、促进社会稳定与民族融合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为清朝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

首先，清廷着手修复和重建北京皇宫的主要建筑，如太和殿、中和殿等，这些工程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的恢复，也象征着清朝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合法性与权威。建筑的修缮不仅美化了皇城，更重要的是向内外宣示了清朝统治的稳定和持久，增强了民众的信心。

在法制建设方面，清廷修订了《大清律》，这是清朝法典化的关键步骤，体现了清朝在继承明代法律体系基础上的创新与完善。新的律法旨在规范社会秩序，明确赏罚标准，既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注意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停止圈地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举措，反映了清廷对汉族百姓土地权益的尊重，减少了满汉民族间的冲突，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此外，清朝开始在中央政府中设立六部汉人尚书，打破了以往满人官员独大的局面，实现了满汉官员在中央政府的共事，这不仅体现了清朝对汉族士人的重视，也是其试图建立包容性统治策略的一部分。这一举措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清朝有效管理广阔的疆域提供了人才与智力支持。

五、皇室内斗与政治权力的更迭

清初政局虽然在军事征服和制度构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皇室内讧与权力斗争却如暗流涌动，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摄政王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之间的复杂较量，这一系列事件深刻影响了清朝早期的政治格局，也为后来的宫廷政治埋下了伏笔。

多尔衮，作为皇太极的弟弟，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在皇太极去世后，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同被指定为幼帝福临（即顺治帝）的摄政王。起初，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共同执掌朝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逐渐展现出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与掌控欲望。他利用济尔哈朗在王府建筑上的越制行为，比如台基过高和擅自使用皇家才可使用的铜狮、铜鹤装饰，作为借口，迫使朝廷对济尔哈朗进行处罚，将其降为多罗郡王，成功削弱了一位重要的政治对手。

另一方面，肃亲王豪格作为皇太极的长子，本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但因多尔衮的反对和政治妥协，最终与皇位失之交臂。多尔衮并未就此罢休，他不断寻找机会排挤豪格，最终豪格因被控告谋反而被捕，虽未被处死，却被幽禁，不久便在狱中离奇死亡，普遍认为与多尔衮有关。这一连串的政治清洗，使得多尔衮在朝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权力达到顶峰。

随着权力的膨胀，多尔衮的行事愈发专断，甚至不再对顺治帝行君臣之礼，首接体现了他对皇权的无视和自我地位的极度提升。这种行为虽引起了一些保守满洲贵族的不满，但在当时多尔衮的强大威势下，无人敢公开反对。多尔衮的独揽朝政，一方面保证了清初政局的相对稳定，为清军继续征服全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后方支持；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也埋下了隐患，为多尔衮逝世后皇权回归、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留下了空间。

五、结语

定鼎燕京不仅是清朝地理意义上的迁都，更是其政治、文化、军事全面掌控全国的象征。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清朝正式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开启了长达二百多年的清王朝时代。通过军事征服与内部改革，清朝逐步巩固了其统治基础，为后续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石。尽管过程中伴随着皇室内斗与民族融合的挑战，但清朝通过不断的调整与适应，实现了对广阔疆域的有效治理，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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