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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9节 翻身农奴把歌唱419（第1页）

“非常顺利！”前来向夏华汇报军屯区设立工作的喻思恂在简短的客套话后面对夏华的询问时给出了一个非常爽快的答案，“那些高丽流民争先恐后地响应我们、投奔我们，可谓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们甚至都不想去高丽朝廷的统治区继续当李昖的子民。”

“哦？为何？”夏华略感惊奇。

喻思恂笑道：“因为在我们的军屯区内，他们当的是真正的百姓、农民，在高丽朝廷的统治区内，他们当的只是贱-民、农奴。”

明国和高丽目前虽然都是封建农业国，但明国的手工业、商业、外贸业等都已经非常发达了，反观高丽，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甚至可以说是农奴制。正如先前说过，高丽朝廷把全国人口划分为四等：贵族、中人、常人、贱-民，绝大多数高丽百姓都被划归贱-民即奴隶，没错，在高丽官方看来，“百姓”“平民”指的只是户籍上的几十万大大小小的地主、庄园主而已，至于下面的人，就是奴隶，所以，广大高丽百姓过得很苦，几乎没有任何权益，并且永世不得翻身。

这场高丽战争爆发后，就算倭军杀人如麻、无恶不作，仍有相当多的高丽人投靠倭军，倭军在战争期间劫掠了大批高丽人去倭国，历史上战争结束后，高丽朝廷曾跟倭国方面进行交涉，要求倭国方面放还那些被抓去倭国的高丽人，没想到大部分被倭军抓去倭国的高丽人根本不想回高丽，为什么？就是因为广大高丽百姓在高丽朝廷统治下过得实在太苦，不但苦，还看不到翻身的希望，一人为奴，子孙世世代代都为奴，所以才会认贼作父，所以才被抓去别国流落异域却“乐不思蜀”。

所以的所以，明军设立军屯区后，前去投靠的高丽百姓争先恐后犹如过江之鲫：没有朝廷官府的歧视和打压，没有官老爷和豪强地主的盘剥压榨，能分到田地，勤劳干活就行了，一部分粮食上交朝廷，一部分粮食上交明军，剩下的就属于自己了，可以养家糊口、吃饱饭…这种好事真是前所未有啊！不把握这个机会纯属大傻瓜！

“难怪呢，”夏华明白了，“那么多高丽高官反对我们的这项措施，原来，他们是害怕老百姓都跑光了、都投靠了我们，那以后谁还给他们当牛当马、为奴为婢被他们盘剥压榨呀！”他冷哼冷笑一声。

打破原有的土地垄断结构，让“耕者有其田”，夏华目前在明国境内干不了这事，因为他还不够强大，但他目前在高丽境内干这事是无往不利、顺风顺水的，谁能阻挡他？

从宏观角度看，这场战争让高丽的人口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和转移，战后的人口明显集中地流向了三个地区：明军的那些军屯区、咸镜北道、全罗道。此三地如此吸引高丽人口，根本原因就是此三地“无意中”废除了原本在高丽全国根深蒂固的农奴制，三地里，全罗道面积最大，当地发生的事也最典型。

全罗道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约占高丽全国十分之一，此时，这个道在实质上已是“李尧臣”刘企的割据地盘，外敌倭军被他击退了，本国的权栗等竞争对手被他挤走了，道内的军队都是他的，军事大权既在手，全罗道自然就是他的了。

锦城大捷后，刘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抢地盘占领、控制了整个全罗道继而重建该道的行政机构和社会秩序，在他治下，高丽官方势力基本上绝迹，社会底层百姓从先前的层层压迫中得到解放，成为自由民，农民不再是农奴，而是自耕农。高丽人口约三分之二在南部数道，相比隔壁的庆尚道和忠清道，全罗道在这场战争中遭到破坏最轻，以致于庆尚道、忠清道甚至还有京畿道、江原道的高丽百姓源源不断地涌入全罗道，截至此时，全罗道人口总数已经接近一百四十万，约占此时高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出兵抢占全罗道各地时，刘企部每到一地都会“向广大老百姓开仓放粮、分发田地”，以此拉拢人心民意，不断招募新兵武装起来严加训练，对反抗者、不服者一律先扣上一顶“通倭”大帽子再剿灭掉，全罗道本地的那些地主、庄园主、豪强大户有的死于战争战乱，一了百了，他们的土地成了无主之地，正好被回收，有的战时逃去别地，战后回来了，发现自家土地已经在他们回来前被刘企回收了，想要？先问问刘企的军队答不答应，态度好的，刘企会花点钱或用别的方面的优惠政策进行“赎买”，态度不好的，先扣上一顶“通倭”大帽子再剿灭掉，还有的地主、庄园主、豪强大户在战争期间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守土自保”，对这一类，刘企的做法跟前一类一样。

经过这么一番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扫荡，等高丽朝廷回过神来时，刘企已在全罗道建立起了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的统治体系，他的军队和势力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得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全道人心民意基本上向着他，上百万社会基层老百姓因为他而分到了自己的土地、摆脱了农奴和“贱-民”的身份，成为自耕农、自由民，全道处处“翻身农奴把歌唱”，人人发自肺腑地感激、爱戴、支持、拥护刘企。

刘企能在全罗道干得这么顺利，离不开他的幕后老板夏华的统筹指导外加提供的大量物力、财力、人力。已是“全罗王”的刘企只是夏华的部下，深藏不露的夏华才是真正的“全罗王”。

在明军的大力“帮助”下，高丽的农业经济慢慢地得到重建和恢复，跟农业经济一样被高丽朝廷列为优先重建项目的，是高丽的军队。

战争前期，高丽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了李舜臣的水师和刘企、权栗等人组织及统领的地方抗倭义军，就只剩下跟李昖一起退到义州的一些残兵败将，明军进入高丽作战后，高丽官军稍微地恢复了一些元气，但又在幸州山城之战中惨遭倭军重创，如今局势稳定下来，高丽朝廷立刻全面重建军队，李昖设立了“训练都监”专门用于培训新军，以戚公所著的《纪效新书》为教材，兵制基本上照搬模仿明军，该计划得到明军大力支持，毕竟，高丽军太废对明军肯定不是好事。

不谈水师只说陆军。高丽军此时可分为两大集团，一是以李镒部为代表的原高丽官军，这部分高丽军是战前高丽官军的残部，在此基础上一波三折地发展起来的，先跟李昖逃到了鸭绿江边，然后协助明军参加了平壤之战、汉城之战等战役，还独力打了一场幸州山城战役，二是以刘企部、权栗部为代表的地方抗倭义军，他们本是民间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壮大，但又分道扬镳，刘企部留在地方“割据一方”，权栗部归顺了朝廷、加入了官军，成为高丽官军的新鲜血液和补充力量。三部合计大约十万兵力，直属于高丽朝廷的李镒部、权栗部等大约七万兵力，名义上听命于高丽朝廷、实质上独立的刘企部大约三万兵力。

重建后的高丽军看起来像是“明军和倭军的混合体”，兵制和战术是明军的，盔甲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是缴获来的倭军的，只是盔甲刷上了不同颜色的油漆。——稍微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在缴获到倭军的装备后，盔甲和冷兵器基本上给高丽军用，但倭军的热兵器即铁炮火枪大部分被明军自己用了，因为倭军的铁炮火枪确实不错。

虽然战争还未全面结束，但在李昖看来“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他也该好好地封赏封赏在战争中立下功劳的有功之士们，一为重建军队体系，二为鼓舞士气。高丽都元-帅金命元是个老好人，战争爆发后，他为打赢战争而呕心沥血、到处奔波，出了很大的力，但他知道自己是文官出身的，并不擅长统军领兵，所以主动退位让贤，下一任都元-帅人选共有三位，正是刘企、李镒、权栗。

在这三人里选拔一个担任下一任都元-帅让李昖纠结了很久，高丽朝堂上的大臣高官们也是意见不一，总体而言：

刘企，战功最大，歼灭的倭军最多，是李镒和权栗加在一起也不如的，李家寨之战和锦城大捷可谓彪炳史册，但他过于年轻，并且是平民商户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在全罗道“自立为王”的行为让不少高丽大臣高官闻到了“一丝异味”，认为他“腹有鳞甲”心机不单纯；

李镒，资历最老，他在战前就是高丽军的骨干大将之一，常年在北方边境抵御女真人，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和保护李昖，可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明军进入高丽后，他率部协助明军参加了平壤之战和汉城之战，都有不少斩获，还是第一个率部进入被收复的汉城的明高联军将领，但他却在幸州山城战役中遭到惨败，基本上没有独力战胜倭军的战绩，军事才能比较平庸，让他当都元-帅实在让人不大放心；

权栗，虽然在战前没有踏入官场、没有担任公职，资历浅薄，但他是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出身的，这一点远超过“草根出身”的刘企，另外，他在战争期间也表现得“颇为抢眼”，锦城大捷有他的一份功劳，“斩获倭军首级三四千颗”，汉城战役结束后，京畿道、忠清道的倭军纷纷逃向庆尚道，被刘企“挤”到忠清道的他率部灵活机动地打击倭军，斩获颇丰——因为倭军忙着跑路逃命，加上在汉城被明军打得大败，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以没空、没心思跟袭扰他们的权栗部纠缠，这让权栗部占了不少便宜——由此可见，权栗不但有功劳，也有能力，并且出身又好。

最终，李昖一锤定音，提拔权栗为新一任的高丽都元-帅；

李镒被加封为“忠清、全罗、庆尚三道都巡边使”，统领高丽南部三道陆军兵马；

刘企被加封为“全罗道兵马节度使”，统领全罗道陆军兵马。

刘企原是全罗道巡边使，跟这个全罗道兵马节度使相比，并无太大区别，大致上而言，兵马节度使的权力比巡边使更大一些，比如一些巡边使无权撤换、调动、升任的军官，兵马节度使有权撤换、调动、升任，但全罗道本就是刘企说了算，所以这个加封没什么实惠好处。

跟权栗、李镒、刘企一起升官的，还有在海上表现出色的李舜臣。战争期间，李舜臣率领他的战船队打出了“九战九捷”，跟倭军水师先后交战九次，全部获胜，可谓厥功甚伟，被李昖加封为“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统制使”，负责统领指挥此三道的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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