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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5节（第2页）

姜星火冷淡的说道：“现在，你们的挑战，才是真正开始。”

黄信用右手挠了挠满是跳蚤的发髻，低头道。

“我观察你很久了，若是没猜错的话，下一步你的‘强国富民’，便是要跟王安石一样，走理财的路子了吧你学着荀子、韩非、商鞅那套，舍王道行霸道以治国，舍大义求实利以富国，可你的对手不只是士大夫，还有积累了数百年的道德学问，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比任何庙堂上的人都令人畏惧得多。”

“我知道你很强，在学问上攻破了理学最后的几座阻碍之一，便是称为一代儒宗也毫不过分，可永康学派的龙川先生（陈亮）便不强吗？我观你的学问路子，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实践才能出真知’，走的还是龙川、心水（叶适）两位先生的事功之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实际的活动来检验，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的路子吧。”

这里的浙东永嘉、永康事功学派，指的是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学问派别，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儒学三大学派，只不过事功之学较少为后人所知。

黄信晒然道：

“要变法，有些东西是绕不过去的。”

“龙川先生和朱子的王霸义利之辩，再来一次，你觉得你能赢吗？”

黄信没有说谎，变法的最大阻碍，从来都不是什么庙堂上搞政争的文官士大夫。

只要是个体，在绝对的武力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

事实上，若是只靠砍人就能变法，那历朝历代敢砍人、有意愿变革的帝王名相多了去了，怎么没几个敢动又能成功的呢？

变法，表面上变得是法度，守旧，表面上守得是旧制。

可实际上归根结底，争得是庙堂乃至社会道德里最核心的命题，是不折不扣的道统之争。

能不能不争道统，而直接变法闷声发大财？

在中国古代的庙堂环境中，答案是不能。

因为变法必然涉及到最经典的“王霸之辨、义利之辨、古今之辨”，这三个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争论。

就“王道”和“霸道”来说，这不仅是价值取向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现实庙堂领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各自的实质内容，正如宋人张木式所说：学者须先明王霸之辨，而后可论治体，这就是说辨别“王霸”并不仅仅是哲学思辨，而是非常现实的庙堂问题。

至于“义利之辨”，义利问题和义利关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与价值观中是极为重要的，而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讲道义当然容易，当然是某种庙堂正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指点点可太爽了，可变法，就是要重功利而轻道义。

“古今之辩”就更不用多说了，庙堂上到底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还是说法度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学术上到底是师古，还是师今？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地哲学问题，而是极为敏感的庙堂问题。

总而言之，古今、王霸、义利，这是几千年都绕不过的老命题。

姜星火就算是让朱棣把所有反对者都砍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就算是说气话，到最后还是绕不开这些问题。

想要变法，想要进行儒教变革，解除思想禁锢，与制造力同时解锁，来完成从思想到现实的双重变革，那么这些挑战是他所必须面对的。

换言之，是时候掀起一场思想上的讨论与变革了。

这才是“启蒙大明”真正要做的事情。

只有完成思想解锢，近代科学才有最基础的发展和传播的空间，有了近代科学，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让这个世界的大明走上一条新路，这是发展科学的前置条件。

说实话，光靠科学实验震惊古人是没用的，古代从来不缺奇思妙想，缺的是给这些奇思妙想建立一间遮风避雨大厦的人。

姜星火走到了刑房的小窗前，打开了遮挡光线的木窗。

外边，依旧是阳光灿烂的夏日。

隔着一条御河，对面街头巷尾，依然热闹喧哗着。

但在姜星火的眼中，却有寒气渐渐滋生。

“真理不辩不明，古今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不过是我路上的三块绊脚石罢了，你且好好活着，看我如何踢走便是。”

姜星火回望着黄信，一字一句，平静地说道。

“朱熹能宣称他‘赢’，是因为他的对手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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