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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不久，杜月笙被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们选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

自此，他白相人的长袍外面又罩上了一件“金融家”的绅士长衫。

随着中汇银行的兴旺发达，杜月笙的事业与名望跃上了新的高峰。到抗战前夕，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７０余家。有一些公司还请他出面任董事长。

第三部分禁止日货，于松乔撞墙（1）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有成效，现在他再次建议抗日救国会从“禁止日货入手”，发动对日本人的反抗。抗日救国会迅速地在各重要地点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外，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自己青帮弟子们，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滩上风行。一天，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入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付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侯好戏开锣。一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悔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首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体强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咧咧地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地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是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地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没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挤过来向于松乔发了话：

“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啊，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他是谁！”于松乔挺一挺胸，“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还要贩卖东洋货，让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是奸商，是汉奸，汉奸、奸商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保镖的发了火，“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

“什么陈理事长不陈理事长？！”于松乔大义凛然，反唇相讥，“理事长要贩卖东洋货，一样的是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