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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这处规制极高的城门位于北京城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皇城与市井的分界，内外相隔于此，俨然两个世界。

大明门采用单檐歇山顶结构，红墙黄瓦，凝重庄严。门阙三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门匾石刻，由青白石琢制镶嵌而成[2]。大门两旁有掖门，绕长庑，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长庑左、右有文、武楼，楼与庑相连。门前绕汉白玉石栏，左右有石狮及官员下马碑——至此处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除皇帝、皇后、皇太后的龙车凤辇外，其他人只能步行通过。

大明门正南侧有天街，是一块朝廷特设的商业区，四周围以木栏，呈方格棋盘状，故又称棋盘街[3]。街道旁店铺密布，“天下士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见国门丰豫之景”。时人有诗云：“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足见天街商贾荟萃，市井繁华。

明中央官署图

大明门东、西两面是千步廊，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按照“文东武西”的格局，东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宗人府、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会同馆等机构，西面则是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

诸多衙门中，最令人畏惧的莫过于锦衣卫，几达闻名色变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锦衣卫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亲创的侍卫禁军，还因为它既不隶属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不受五军都督府节制，是只听命于皇帝的侦缉机构，有权秘密监视朝中臣民的一举一动，且设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

从职能上说，锦衣卫充当着皇帝的心腹鹰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4]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6]，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7]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8]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9]。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10]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11]，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于谦巡按山西、河南长达九年。巡按任上，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12]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两省因此大治。民间纷纷颂赞于谦，称他为“于龙图”。两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这“恩官”，即是指于谦。

于谦在巡抚任上时，有青年状告姊夫霸占田产。姊夫却说岳父生前有遗嘱，说儿子不是亲生，不能享有田产，并当堂拿出遗嘱念道：“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论。”于谦取了原件，又问得青年名“非”，心知姊夫想独占田产，判决时，念遗嘱为：“非，吾子也，家私田产尽付予。女夫、外人不得争议。”又考虑到姊姊及姊夫抚幼有功，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产。一时传为佳话。

当时，不仅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就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听到他的名字也远远避开。于谦率从人路过太行山时，为群盗持刀拦截。众人吓得不知所措时，于谦越众上前，厉声报出了自己名号。全副武装的盗贼亦久闻于谦清名，当即闻声而退，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从宣德到正统初年，明朝中央内阁的辅臣是杨士奇、杨荣、杨溥，身为元老大臣的三杨对于谦也相当敬重，因而于谦在山西、河南行政上的建议，多被朝廷采纳。至于锦衣卫千户朱骥何以能成为这位名臣的爱婿，亦是锦衣卫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传奇故事——

朱骥沉默寡言，表面不大合群，但其实面冷心热，其人从不多事、遇事不缩的性格在锦衣卫中十分讨喜。又因父亲朱护曾任锦衣卫长官，厚待下属，锦衣卫同僚多对年轻的朱骥照顾有加。

再说于谦。正统年间，大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文武百官投其所好，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方保无事。进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入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道：“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

于谦洒脱一笑，甩了甩两只袖子，道：“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手帕、蘑菇、线香指进献的礼品，于谦不屑送礼，称自己唯有两袖清风，此即为“两袖清风”成语的来历。诗成后，远近传诵。宦官王振听到后，心中牢牢记住了于谦这个名字。

事隔不久，有同名御史于谦因接连平反数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权贵，为避祸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王振以为此于谦即“两袖清风”的于谦，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将于谦逮捕下锦衣卫狱，判处死刑。

山西、河南两地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下狱的消息，纷纷赶到京师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虽然专横，也知道群情激愤，众怒难犯，又知道报复错了对象，此于谦非彼于谦，且手下人没有调查出他有什么把柄，只好将其释放。但为了面子，又寻小过将于谦降官为大理寺少卿。

河南、山西两地吏民很不满意，集合了一万多人联名进京上书，声势浩大。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终于迫使王振恢复了于谦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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