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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韩国人就是这样，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即便给对方添麻烦，也无关紧要。互相间不存在什么客气。更有甚者，有时会深更半夜抱个酒瓶来叫门，如同缠人的孩子似的，而且．这还体现出了对被叫门者的深厚情谊。

或许是因为出生于海外的缘故，我对这种韩国式的“情”难以接受。因为是朋友就可以不客气地给对方添麻烦，强迫对方做某事，这样的“情”，甚至令人讨厌。

韩国式的“情”到底是什么？韩国人总是说日本人冷漠无情，且有例为证，说日本人即便是对朋友也要讲究礼节，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韩国人看来，事情的确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深夜12点无所顾忌地敲朋友家的门，逼着朋友一起喝酒并非什么让人讨厌的事，这是韩国人的“情”，所以，日本人那种朋友之间来往也要遵守礼节，甚至父母与孩子之间也是如此，父母从外地回来给孩子们买了礼物时，孩子们都要很有礼貌地说声“谢谢”的做法，在韩国人看来，简直太冷漠无情，太见外。

在这个问题上，韩国人与日本人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家庭及家族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并以此形成了由友人构成的“我们”。在“我们”之外的那部分人，则都是“外人”。

在“我们”即自己人与“外人”即别人之间，有一条深长的鸿沟。为了填平这一鸿沟，建立信赖关系，就是说为了成为“我们”，需要一起吃饭，互送礼物，同时工作上相互配合，休戚相关。

这就是所谓的“情”，在韩国叫做人情。这种人情无止境地讲下去的话，　“我们”（自己人）同“外人”（别人）之间的鸿沟就永远难以填平。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以血缘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讲究横向人际关系。因此，即使与对方不讲什么特别的“情”，也不至于产生像韩国人那样的鸿沟。不左故意为分享“情”而做出艰苦努力，也有可能成为朋友。所以，倒不如说越亲近麻烦越多。不如“因亲近才更讲究礼节”一样，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也要说”谢谢”。

中国人也很重视人情，但并非像韩国人那样仅限于血缘这一狭隘范畴：中国人宣扬理义，则使“义”的空间更加广泛。同时，在理义、信义的名义下，形成“帮会”组织。中国人在国外也是结成一体，共同发展。这种共同体就是“华侨”。

日本社会的交际空间要比中国宽泛得多，与其说　“义”，不如况是“理”支配着这个空间。也就是说，日本是超越了韩国的“情”、中国的“义”的一个“理”的天地。

中国人及日本人去韩国受到热情招待，容易误认为韩国是非常重情的民族。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在那不寻常的热情背后，一定隐藏着还礼、报答的期待。这种期待的前提是希望得到与自己付出相等的，不，甚至是更多的“情”。作为韩国人，若是不回报与享受到的“情”相抵的“情”，则意味着“欠情”。而欠情则又表明背离、分裂。

正如徐廷柱在诗中所写：韩国人的情“产于韩国”。以儒教的血缘关系、家庭关系为社会核心的传统‘w…r…w…h…u。c…o…m‘，将韩国人的手脚束缚住了。

因此，我想说的是，这种由“情”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虽然在韩国这种“我们”社会中行得通，但是，在重视国际信誉、严格守信的现代化社会是行不通的。情，情，沉溺于情，反而将自己捆住，这便是韩国人真实的面目。

2。让人感到难受的过热接待

讲一个最近我体验到的韩国人那种“情”的故事吧。

1998年5月，我写的关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文化比较的《赤裸的三国志》（东方出版社）在日本出版发行，一时间成了舆论界的热点活题。汉城C出版社的Z社长看了朝日新闻的报道之后，突然给我家里打来电话。我家的电话号码是他从日本的出版社那里打听到的。

Z社长想将《赤裸的三国志》的韩语版在C社出版，于是给我戴高帽，说中国出身的同胞能够在日本用日语出书，实在了不起，希望今后能同我多多合作。

这话对我来说很难得，但却不得不告诉他，那本书早已于1997年末由韩国的苍空出版社出版。　于是，Z社长说如果有别的稿子，请不要给别人，一定交由他的出版社出版，，这位50岁社长的礼貌态度真不多见。

正好那时我同在大阪的弟弟明学合写的原稿有两部，还有两部书正在策划中，于是，同意考虑与他合作。就这样，我一下子寄出了四部原稿，结果很快收到了Z社长寄来的国际邮件，里面是由他亲笔签名的出版合同。就这样，我和弟弟的四部稿子全部签了合问。

出版合同上注明的条件倒是不坏。合同上明确规定，第一版版税为百分之十，各发行一万本，但版税要在一个月内交纳。在韩国经济颇不景气的时候，第一版就达到一万本，实在是个破格的数字。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预付款却迟迟不到位。我只好打国际长途询问，Z社长的回答足：“8月中旬将全部交齐，届时请你们兄弟俩到韩国来，　共叙友情，”一周后，他给我们寄来了往返机票。

前往金浦机场迎接我们的Z社长的热情实在感人。周到的款待，漂亮的宾馆，每天接连不断的丰盛佳肴，都说明了对学生身份的我们兄弟俩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并且询问我们妻子的年龄及身高，原来是为了赠送高级毛皮外套。他反复向我们强调：“人与人之间并非全靠钱财，而是由感情来维持的。”在听说我弟弟年内准备结婚时，又送了他一百万韩币（折合人民币约六干多元）。

对于过于重情的Z社长的做法，我们感到负担很重。出版工作尚未展开，并没有那么深的交情，就搞如此不寻常的人情攻势，反而使我们深感不安。

3。第二句话就是“让我们像兄弟那样地相处吧！”

到最后我们也没有收到一笔预付款。Z社长说我们回国的前一天支付，可是，他当天夜里到宾馆来，说因发生交通事故而急需钱，所以只好动用预付款了。Z社长的胳膊用绷带包扎着，恰似由越南战场归来的伤兵。Z社长写了一份备忘录，约定一个月后一定付清，并还要招待我们。同时还要签约我以前的译作——《水浒传》全集共15卷。Z社长的做法让我感到很可笑。竟如此轻率地签合同？我不明白在上次预付款尚未支付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再签合同？：于是我向一张口就说“像兄弟一样相处吧”的Z社长追问道：“不守约的人还谈什么感情？”

我们一个月后重访出版社时，仍受到了热情接待。Z社长告诉我们，再过一个月书一定会出版的。于是我们为了今后能真正地像朋友似地相处，决定不再提钱的事。

然而实际上，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将Z社长当做什么兄弟，因为与其称兄道弟，不如严守合同。果然，口头约定最终全都作废了，什么以情相处，分享友情，为我们出版书等等，都是为了自己赚钱而编造的大话罢了。还伪装什么交通事故，其实明摆着是丑剧。

将合同视为废纸的人能讲什么感情？今后即使出版了书，又能建立起什么样的信赖关系？这样的出版社到底能维持多久？真值得怀疑。

我们等到最后一天，发完合同作废通知后，将书稿委托了其他出版社。不久，四部书稿中，有两部出版了，且一个月后将再版，销路亦甚好。

如今，据对出版界比较了解的朋友说，C出版社已经破产了，真是可悲的消息。想想也是必然，这样的出版社不破产才怪。

4。让人难以接受的自吹自擂的做法

韩国人所讲的情，对外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情，从否定意义上讲，那种情只不过是无视原则原理的行为表现。因此，韩国人才被说成是“乡巴佬”。韩国人的情，在外国人看来反而是一种负担。或许在韩国人之间讲得通，然而在以信赖关系、契约原理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这个世界舞台上，则万万行不通。

虽然好像有些武断，但仍要直言不讳地讲，韩国人之间或许根本就没有情，至少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国际水平的情。韩国人只不过自称是什么“情之民族”，其扭曲的心态与夸张的幻想纠缠在了一起，并任意地将所谓的情夸张化。

如果说韩国人有情的话，那种情也只不过是近似于感情、情绪的一种东西而已。韩国人只要是不从“情之民族”这一夸张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不使其情与国际社会相适应而谋求改革发展，那么韩国将永远是散发着乡巴佬的那种大蒜臭的闭塞社会。现在正是必须提高真正意义上的情之水平的时代。

部分韩国知识界人士认为，韩国的情不是能分清是非的功能主义、合理主义，而是被朦胧的日光似的东西包围着的人际关系。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全部静静地笼罩在一片温情之中。这种修辞上的自吹法术，在当今社会究竟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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