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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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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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干他对“帝王师”的执著追求，他把这一目标摆在最高的位置，处处以　帝师自命，不惜虚构戊戌变法的历史，掩盖真相，造衣带诏，在华侨与留　学生中宣传保皇，筹巨款以自重。说白了，玩的都是权术，念念不忘的只　是他个人的荣辱地位。他周游列国，刻了一颗长达27个字的图章：维新百　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中　不无得意，然而毕竟与时代愈来愈远了，历史无情地将他淘汰出局，就如　另一个曾走在时代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严复，最后竟沦为“筹安六君子”

。

孙中山的出场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了绵延数千年的帝制　时代，将皇冠、血缘世袭制等为特征的王朝体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为　中国引入了全新的共和政体。之后，袁世凯皇袍加身的野心、张勋拥废帝　粉墨登场的企图都如昙花一现。近百年来，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任何独　裁者想恢复一家一姓的王朝美梦都失去了可能性。这是孙中山、黄兴他们　留给历史的最大功绩。孙中山缔造民国，功在千秋，他的所有缺憾都不能　与他这一巨大功绩相提并论。

尽管孙中山身上也有历史性的遗憾，比如1920年1月，他对北大学　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等说：“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　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　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　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　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中国历史上　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　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表明，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　音。孙中山没有看到“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　种有别于暴力传统的先例。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它反对　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从政治层面入手，　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即　使在他高度肯定“五四”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思想也是为政治　服务的，而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这不是一个公　开的政党，全体党员要服从党魁命令，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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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还要在誓词上加印右手中指指模。“首以服从命令为惟一之要件。凡　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党章中把党员分　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　功公民、先进公民，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公民资格。这是　典型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逻辑，他忽略了没有人权概念的广泛　普及，没有公民社会的形成，民主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不是依靠对革　命者授予优先特权、论功行赏就能解决的。

回首漫长的革命征程，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孙中山晚年转而向新生的　苏联寻求帮助，走上“联俄联共”的道路，并以苏共模式改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观点，“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　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这一　“党在国上”思想为蒋介石将“民国”变　成“党国”铺平了道路。在有着深厚王朝传统的土壤上，由“家天下”到　“党天下”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身后出现的“党国”，孙中山虽然始料未及，　但不能不说是他留下的最大遗憾。

陈英士、陈炯明都曾是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人，他们在上海、广东掌　握权力之后，无视约法，铲除异己，钳制舆论，枪杀报人，草菅人命，一　点人权观念也没有，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陈英士派人刺杀光复会领袖李　燮和、陶成章，枪杀陶骏葆。陈炯明限令解散临时省议会，血腥镇压其他　民军，悍然枪决著名报人黄世仲。《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主持　人陈听香仗义执言，陈立即下令封闭两报，并将陈听香逮捕枪毙，比张作　霖等军阀杀邵飘萍、林白水早了　13年，那时离民国成立仅三个多月。这一　切充分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的一面。其实，在“打江山、坐江山”的　心态支配下，无论什么人掌握了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是危险的。权力腐　蚀人，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昔日的理想主义者也会蜕变，缺乏有效的权　力制衡，缺乏对异己、对不同声音的包容，结果只能在兴衰成败的“周期　率”中打转。

宋教仁和蔡锷两个湖南青年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异质的因子，他们像彗　星一样过早地陨落，是民族的重大损失。宋教仁有着阳光一般的性格，他　试图把中国政治引入阳光的轨道。他身上没有敌人意识，从不怀疑政敌的　人格，对中国政治的险恶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民初转瞬即逝的舞台上，他

跳出『周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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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的光华几乎照亮了数千年的黑暗。他以为有了民国，有了宪法，实现　两党制、责任内阁、权力制衡、自由竞选乃是天经地义的。他组织国民党，　亲自拜访梁启超，以轮流执政相期许，和袁世凯的亲信过从甚密，对袁也　并无恶感，即使在上海火车站中弹之后，他在弥留之际口授的电文中仍对　袁抱有希望。你可以说他幼稚、说他糊涂，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适合推动　民主的政治家，也难怪他曾刮起永远令人怀念的“宋教仁旋风”。他的阳　光性格正好与袁世凯阴暗、自私、不可告人的帝王心态，以及无限权力不　容他人觊觎的传统政治规则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袁世凯以残忍的手段　将他置于死地，也无情地扑灭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的浪潮。宋和袁的对　比就是近代与古代的不同，不幸的是中国仍停留在古代，宋教仁以年轻的　生命为百年中国留下了一个悬念。他的死标志着又一次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努力失败了，成王败寇的逻辑继续主导着中国。曾几何时，孙中山、　黄兴……这些民国元勋在自己缔造的民国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的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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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蔡锷站出来向天下已成其囊中之物的庞然大物袁世凯说不，护

国壮举的背后并无个人目的，仅仅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自然也包　括为他自己争人格。起事前夕，他和梁启超在天津相约：“事之不济，吾　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这番誓言，至今　读来仍掷地有声。他是近代将领中唯一一个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之　所以冒险犯难，逃离北京，起兵反袁，完全基于他对共和理想的矢志不渝，　他对人格尊严的在意与追求，而他对袁本人始终是心存感念的。这一壮举　虽然未能结束几千年培植起来的忠君文化、权力崇拜文化，但这毕竟有别　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选择，在中国土壤上终于出现了一点异质的

东西，在几千年长夜之后终于曙光初现，怎么肯定其意义都不为过

o

跳出“周期率”，靠的是制度转型诚然没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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