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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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小绿：“哦……”

“放心，我跟莘野商量过的，他说值得试一试看。”

“噢噢噢噢，”小红听了立即开心道，“那应该是没问题了！”

“喂……”谢兰生想：你怎么就那么崇拜他？不就是洋气、拉风和帅吗？

好吧，好像已经够了……

…………

第二天的一大早上，小红小绿果然知道了。

此时正好是八月末，各大高校正在军训，即将开学，而谢兰生是学导演的，会拍照片，还会画画儿，于是，他一边参考北京地图，一边走路以及观察，竟然自己绘了一份清华大学的地图出来！还复印了二三百张！

清华大学地大、楼多，为了所谓“风格统一”楼还都是红砖建的，新生根本分不清楚，甚至连宿舍都认不出来。谢兰生则绘制出了谢兰生版学校地图，把重要建筑一一标出，让新生们一目了然。这份地图还连带着周边地区一起画了，在地图上，哪儿有东北菜馆，哪儿有广东菜馆，哪儿能打长途电话，哪儿有修车的，哪儿有修鞋的，哪儿有做服装的，哪儿有报刊亭，哪儿有新华书店，哪儿有修伞的，哪儿有……都十分清晰。因为自己是北京人，谢兰生还“采访”了他念清华的几个同学，而后，在地图的背面，他提供了各大食堂各个餐馆的拿手菜和廉价菜还有哪些报刊亭能压价等等生活信息，非常实用。清华大学不发地图，这是一个赚钱机会。

谢兰生让小红小绿在新生的宿舍前卖，两毛五一份，一口价，果不其然十分紧俏。不仅仅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硕博新生，甚至不少正好路过的学长学姐也掏钱了！

比想象中出的更快！

谢兰生还卖北京市地图和电话卡。

他研究过，最终肯定“磁卡电话”是新鲜的好玩意儿，即使是在首都北京。前几天，《人民邮电报》刚推荐电信公司大力推广磁卡电话这项业务。想想就知道，电信公司大力推广就说明它会变普及。

以前，老百姓们接打电话主要靠“传呼电话亭”。公用电话有人值守，一般设在居民区外。电话搁在小木板上，电话线被接进屋里。若有电话找某某某，电话亭的值守大妈就会大叫“张三！”“李四！”不过呢，因为电话总被个别“值守大妈”给霸占去，“三不让打六不让呼”，1981年中，北京街头出现了无人值守的投币电话，但手握着一捧硬币去打电话也不方便，于是，1989年，又引进了日本产的“田村卡机”并且开始在宾馆和饭店安装磁卡电话，人用卡就能打电话，还能看到资费、余额，非常方便。到这时候，北京已经安装了近200台磁卡电话了，它们面向社会大众，使用人数正急速增长。

谢兰生看中的正是在兴起的磁卡电话。

他让助理小红小绿跟新生们推销电话卡：“投币电话总要排队，而且北京冬天很冷，站在雪里打电话会冻坏脚趾的，超难受，女孩子们也不安全，可磁卡机安在饭店，它旁边儿就有暖气，不管跟人说上多久身上都是热乎乎的，也不用担心有坏人了！咱们的命多重要啊！再说了，准备一把钢镚儿多不方便哪，总得到处求人换钱！”小红小绿还会指指谢兰生的清华地图：“看到没有？这里，这里，红圈里的两个饭店都可以打磁卡电话呢。”

他们俩还人手一张官方的《人民邮电报》，指着《电话卡——电信公司又一财源》的报道说：“看到没有？邮电部都在宣传了，官方已经在推动了，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美国日本都在用呢！以后肯定还会出现更多的磁卡电话的！”

谢兰生的磁卡电话面值有10元的，有20元的，也有50元和100元的。他卖10元的能赚5毛，20元的能赚1块，50元的能赚2块5，100元的能赚5块，利润可观。

在这清华大一新生刚开学的日子里，学校地图加电话卡双管齐下一起兜售，一天生意做下来后，小红小绿赚了200，其中地图赚了100，电话卡赚了100。

他们两个数着钞票，都惊呆了。

“好！很可以！”见首战告捷，谢兰生也来劲儿了，又绘制了北京各大高等学府的地图。北京被称“文化之都”，高等学府密度很大，谢兰生就白天考察，晚上绘制，又画又写，小红小绿则分头去目标高校做生意。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一天大约能赚三四百。清华、北大、人大、北邮、中戏、北影、中央民族……北京市的各大院校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不过，因为个别原因，北大在销量上稍微差点。

莘野毕竟是个影帝，不太方便跟着卖货，再说，他也没想搭这个手。他几乎不跟着乱跑，而是每天去咖啡厅看看自己的英文书。谢兰生也拿来瞧过，发现有说电影的，有说管理的，又说经济的，有说金融的，有说市场的，五花八门十分庞杂。莘野看书速度很快，基本就是唰唰地翻，看英文比看中文的速度要快得多了。谢兰生还挺疑惑的，不知道这莘大影帝以后究竟想要干什么。既然他要跟上影谈，那应该是要当演员的，可是他又狂看商学等等方面的专业书，似乎又想当大老板。谢兰生的感觉就是莘野自己也没谱儿，可对方又偏偏显出成竹在胸的样子，非常诡异。

谢兰生卖东西很忙，也没工夫研究别人。

绘制地图就讲究时效，开学久了就卖不掉了，谢兰生一直画到两手发酸，手指发肿，两只眼睛全是重影，才紧赶慢赶，终于是在9月1号6000块钱给凑齐了。

总算可以进入后期了。

他心潮澎湃。

第20章《生根》（十八）

对《生根》的后期处理，谢兰生在一开始的打算就是去澳洲做，包括剪辑、配光、冲印、配乐。

在中国大陆，没有电影拍摄许可连冲胶片都不被允许，各洗印厂在接单时首先做的就是查验手续是否齐全，因此，谢兰生的这部电影必须送到国外冲洗，香港也行。何况，谢兰生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些洗印厂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甚至还会出现机械有故障或显影液不稳定这种低级错误，让一切都功亏一篑。

对于具体在哪国做，谢兰生选择了澳洲。澳大利亚是全世界冲印技术最好的国家，连好莱坞的动作片都经常被送去做后期。澳洲公司态度认真，剪的片子质量过硬，懂很多国内洗印厂不懂的小门道小技巧，在价格上也并没比香港公司贵上许多。

带着美好的憧憬，谢兰生在预算以内选了一家好的公司，叫ABCLAB。

谢兰生的资金短缺，他没办法让对方先冲洗一个样片出来、他看一看再跟剪辑一起讨论剪辑方向，他甚至都不能亲自飞去澳洲跟LAB的人面对面地讲述要求。他只能在电话里说，让LAB的人直接动手剪，而《生根》它是好是坏就全都在一念间了。

一般来说，电影都是边拍边剪，有容错率，剧组导演每拍一段都会叫人送去冲印，主创团队每隔几天就要一起看次样片，看看摄影、灯光、走位、表演、有没有穿帮。如果哪里出现问题就第一时间回头补拍，没问题就让自己厂的剪辑师用底片剪，导演正式关机那天剪辑都能完成初剪。可谢兰生囊中羞涩，经不起这样的消耗。

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没有省略，没有火柴人。在脚本上，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像在对待珍宝，他甚至还花了两天专门练习写英文字。英文字贴不太好买，他连跑了几家书店。

跟LAB的剪辑师打电话时，谢兰生手都在抖，冰凉冰凉的。

他用蹩脚的英文说：“是这样的……我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并不在16家国营制片厂里上班工作，是自筹资金、自己拍摄《生根》这部文艺片的。现在，我的钱只够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样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冲好就直接剪，没有重来的可能了。”谢兰生跟ABCLAB客户部已经沟通过几次了，知道自己这25万块都能做些什么事情。后期每步都太贵了，几万几万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贵，机票就要好几千了，还要吃饭以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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